政大东亚所所长钟延麟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近10年来外界与中国大陆的学界交流、田野调查访谈困难度上升；加上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香港抗争、冠病疫情肆虐，也让中国研究的命题与研究方法产生转变。

受地缘政治变化影响，中国研究已然成为国际显学，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关连的台湾，更是这个领域的研究重镇。不过，随着近年两岸与大陆内部情势变化，过去高度仰赖赴陆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风险大增，为台湾相关研究者带来挑战，也促使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面临转型。

作为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滥觞，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本月3日举办70周年特展，蓝、绿、白政党高层均出席致意，并在现场重申两岸政策论述。这场特展的主题“居庙堂，处江湖，不改其志”，也映照出自冷战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研究在台湾的角色转变。

 

   

 

国民党政府1949年转移到台湾后，依旧致力“反共斗争”，于1953年成立国际关系研究会，作为研究中、苏共及国际问题，提供政策意见的官方智库。这个机构八年后改为国际关系研究所，即是政大国关中心的前身。

在台湾已故总统蒋中正的要求下，国关研究所又与政大合作，于1968年创办政大东亚研究所，培养反共思想斗争人才。国关研究所接着在1975年改制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隶属政大，对国际学术交流的工作也更吃重。

此后，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逐渐退去“匪情研究”色彩，从满足政府情报需求，走向学术型态。

随着90年代冷战结束，全球化带动中国改革开放，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关注度日益增加；而两岸经贸和社会互动频繁，也在台湾促生出另一套中国研究系统。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在2003年合作成立了中国大陆研究硕士班学程、当代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不仅关注传统政治、经济问题，更着重实地田野调查，将研究视角触及大陆劳工、性别等课题，至今也累积了20年的研究成果。

台湾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介民去年在一场线上讲座中就曾提出，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专长备受全球瞩目，莫过于从冷战时代累积至今的两岸关系和台商研究。

但他认为，近10年来外界与中国大陆的学界交流、田野调查访谈困难度上升；加上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香港抗争、冠病疫情肆虐，也让中国研究的命题与研究方法产生转变。

而在2016年台湾第三度政党轮替后，两岸关系急转直下，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更是首当其冲。例如，2018年蔡金树、施正屏等学者赴陆被捕，后来被控间谍罪判刑，就令不少学者对赴陆交流感到疑虑。

去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大陆更点名长年资助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领域的台湾民主基金、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为“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将依法惩治为上述基金会提供资助或服务的组织、企业、个人。

政大东亚所所长钟延麟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地缘政治因素下，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社群发展蓬勃，跨领域学术研究成果丰硕，还能兼顾政策实务，在国际上实属罕见，因此受到全球中国研究社群的重视。

学者：研究者运用互联网 观察大陆民意动向

但他也提到，研究者穿梭两岸之间，不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更承担着一定风险；而兼顾学术研究，也不得不偏重符合西方学术市场的研究题材，同样有局限。

清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林宗弘受访时则说，面对大环境挑战，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确实面临暂时挫折，但全球中国研究社群也同样面临类似问题，研究者被迫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比较消极的手段，例如运用互联网的方式观察大陆民意动向。

他认为，中国研究的战略影响力历久不衰，无法被取代，顶多是研究重点会移转。“中国太重要了，没有任何人可以无视房间里的大象，就算大象不让你研究，也不可能说不存在。”

林宗弘指出，在香港反修例抗争、俄乌战争后，台湾意外变成国际学术社群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许多国家都面临中国因素影响，也使台湾的相关研究变得更显眼。与大陆在语言、文化的亲近性，更让台湾有技术能力的优势，可以提供海外中国研究社群，比较丰富的资讯。

钟延麟则说，除了大数据这类新型态的研究途径外，如何将文本分析、文字探勘这类冷战时期被广泛运用在“匪情研究”的老方法，走出新路子，与现代学术对话，同样是台湾相关学者突破研究困境时的方向。

不过，当前台湾具规模的中国大陆研究机构，多以学术单位为主，自然也受到少子化造成的系所整并趋势和资源限缩影响。

台湾中研院院士吴玉山2日则在一场演讲上警告，台海正处于临战状态，台湾更应该加强对大陆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等各领域研究。

他并感慨道：“今天花多少钱在基础科学上的研究都非常重要，但对基因、纳米有多少了解，当飞弹临空时，意义并不大对不对？因此，这一块（中国大陆研究）至少值得以同样的心情与准备，投注资源，仔细加以研究。”